➤未来，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需要围绕制造业形成更强的标准能力、服务能力、品牌能力、软件能力和组织能力

  文 | 谢泓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海步伐显著加快，从产品出口到海外建厂、从市场开拓到全产业链布局，中国企业“出海”正迈入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电力装备、通信设备、储能等领域，中国已形成突出的规模优势，在诸多核心技术环节亦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伴随出海进程持续深化，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短板也随之发生结构性转变。核心技术攻关、品牌影响力提升等依旧关键，但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围绕制造业构建的标准体系、检测认证、工业软件、品牌运营、咨询培训、供应链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能力，已与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出海要求不相匹配，成为制约国际化升级的瓶颈。

  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制造业更高水平国际化，不能仅聚焦产品出口规模、海外建厂数量与市场份额提升，更要着力将既有制造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标准优势、服务优势、品牌优势与组织优势。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走到深处，既是产品与产能的竞争，更是服务体系、规则话语权和全球组织能力的综合竞争。

  从“制造出海”到“体系出海”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出海主要依靠成本优势、工程化能力和完整产业链打开市场。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做出来、交付出去、卖到全球。凭借工程师红利、配套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提升，部分行业实现了后来居上。

  今天，中国制造业出海进入新阶段。企业面对的核心命题，不再是“能不能出去”，而是“出去之后能不能扎下根、站得稳、走得远”。出海也不再只是货物跨境流动，而是越来越多涉及本地化经营、标准适配、检测认证、售后服务、供应链协同、人才培养、品牌建设等更复杂的体系能力。

  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制造业国际化正在从“制造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一阶段，单纯依靠成本优势和制造能力已不够，需要形成更强的生产性服务支撑，把制造优势沉淀为长期竞争优势。

  现实中，这类问题已越来越突出。比如，珠三角一家国内技术和规模均有优势的电力设备企业，产品进入东南亚市场，国内检测机构报告不被当地认可，需重新检测认证。这一问题表面看是认证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产业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标准和服务的国际认可。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也面临类似情况。今天衡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成效，不能只看整车销量，更要看能否带动当地充换电体系完善、零部件配套发展、人员培训体系建立、质量管理能力提升、标准落地等。如果只输出产品，不同步输出标准、培训、服务和供应链组织能力，那么出海仍停留在较浅层次。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从来不只是制造本身。

  从全球产业演进看，制造业竞争是“制造+服务+规则”的综合较量。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扩张过程中，“走出去”的不只是资本和工厂，还有金融、会计、法律、咨询、品牌、标准、检测认证、工业软件、培训体系等一整套生产性服务能力。正是这些能力，使其长期掌握全球制造业高价值环节和规则定义权。

  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GDP占比约10%，似乎不是典型的制造业国家；但如果把围绕制造业运行的金融、法律、标准、品牌、工业软件、咨询等高端生产性服务纳入（GDP占比约48%），就不难发现，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更多体现在服务和规则体系之中。通过掌握生产性服务体系，来实现对制造业高价值环节的把控。

中船广船国际联合中船贸易为韩国 HMM 航运建造的全球首艘 10800 车汽车运输船（PCTC）

“格罗唯视 领航”轮在广州南沙命名交付（2026 年 4 月28 日摄） 吴鲁摄 / 本刊

  后发经济体如何升维

  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却仍面对“大而不强”的挑战：生产能力、配套能力、工程化能力和规模效率优势突出，但定义标准、提供认证、塑造品牌、组织服务、掌控软件和数据生态的能力不足。

  这并非中国的独家烦恼。此前，日本、韩国等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制造业上实现了明显跃升，但在标准、认证、软件、金融、咨询等生产性服务环节，整体上仍难与欧美国家完全比肩。

  可见，技术领先、规模领先，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标准领先、服务领先和规则领先。

  近些年来，部分后发经济体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香港、新加坡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枢纽型服务业方面发展很快，日本在商社体系、国际市场情报、贸易促进和中小企业国际化支持方面积累深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机构，都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商业信息、促进跨境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欧美相比，后发经济体更难突破的，不是一般商业服务，而是那些直接关系全球制造话语权的高端生产性服务环节，比如国际标准、检测认证、品牌体系、工业软件、数据平台、知识产权规则、高端咨询和全球法律会计服务网络等。这些领域天然更接近规则制定权、信任网络和平台生态，后来者很难仅凭成本优势实现追赶。

  这也是后发国家的共同难题：制造业追赶较容易形成“看得见”的突破，而生产性服务业追赶更容易遭遇体系锁定、生态锁定和信任锁定。

  中国制造强、服务弱的现状，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中国制造业是在欧美塑造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最早承接的是全球制造链条中的中低端环节，后来依靠工程师红利、研发投入、产业链配套和市场规模，逐步向高技术制造领域迈进。这一路径在制造环节是成立的，但在标准、品牌、金融、认证、工业软件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后来者面临的并不只是技术差距，更是体系和规则差距。后发国家可以在生产端快速追赶，却很难在标准和服务端同步获得主导权。

  其次，中国制造业与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处于不同的竞争结构之中。大量民营制造企业是在高度竞争、高强度迭代中成长起来的，市场压力逼着它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效率、不断尝试国际化。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可以较好满足国内需求，但国际化动力、全球布局能力和商业化组织能力相对不足。结果就是，制造跑得很快，服务没有跟上。

  再次，进入信息化时代，工业软件、数据平台、算法系统、接口标准和生态网络越来越成为制造业竞争的新基础设施。这些领域一旦形成先发优势，就容易出现强烈的平台锁定和路径依赖，后发者不仅要追技术，还要追软件、追数据、追标准、追生态。这造成即使制造能力已经做大做强，如果在软件、标准、服务和规则层面难以突破，仍可能长期停留在价值链受制于人的位置。

  “由大转强”新课题

  “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重要内容，特别是与标准、检测、软件、培训、咨询、品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从国际竞争看，未来中国制造业由大转强，必须走“制造+服务”融合之路。因为国际化越深入，制造业越不可能单独前行。没有与之匹配的生产性服务能力，制造优势就难以沉淀为标准优势、品牌优势和规则优势。结合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的新阶段，下一步至少应在五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在优势产业上尽快把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中国在5G、6G、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网、发电装备等领域，已经在规模和技术上具备一定领先优势。下一步在继续保持产品领先的同时，更要推动技术标准、工程规范、检测体系、运维标准和培训体系一体化输出。标准不是技术的附属品，而是产业优势制度化、长期化、国际化的关键环节。要加速形成标准优势，把市场优势沉淀为长期的话语权。

  笔者在东南亚市场走访了解到，改变区域制式标准，需要成体系的设计能力及大幅降低成本，并形成刚性需求。比如，修建一个港口、机场或医院，基于中国标准与供应链可以降本30%，所在国家就有可能愿意因为价格竞争力而改变规则。

  二是抓住AI时代重塑产业的窗口实现弯道超车。AI不会自动消除欧美在传统软件和数据体系上的先发优势，但确实可能重塑产业价值。中国拥有的巨大机遇，是依托丰富产业场景，在智能设计、智能检测、智能运维、智能供应链、跨语言客户服务、产业知识管理等垂直领域形成新优势。中国拥有全门类制造基础和海量产业场景，这正是AI时代重构生产性服务能力的重要依托。

  三是培育一批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垂直产业平台和新业态。未来中国无需照搬传统工业化追赶路径，而是可以在某些垂直产业中形成“制造+数字平台+跨境服务+柔性供应链”的新优势。以跨境电商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数字供应链平台为代表的新业态，能够把设计、生产、销售、物流、客户反馈和供应链组织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这类垂直平台一旦成熟，就可能在一些行业开辟出不同于传统信息化路径的新赛道。

  四是把新兴市场作为中国“制造+标准+服务+品牌”协同落地的重要空间。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市场，不应只被视为产品销售目的地，也应成为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共同扎根的重要空间。许多新兴市场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如果能够同步输出产品、标准、培训、运维、品牌和供应链组织能力，就更有机会形成中国制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目前这是重要窗口期。

  五是组织能力和协同机制。中国企业出海不能只靠单家企业“单兵突进”，而要逐步形成多主体协同的海外服务支撑网络。国有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在标准、检测、认证、培训、质量体系、工程规范等方面具有较强积累，民营企业则在市场开拓、产品迭代、国际化运营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更具灵活性。下一步，可围绕重点产业探索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共建海外服务平台，在标准、检测、培训、质量等方面形成协同布局，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中的能力，整合为可输出的国际化能力。

  同时，支持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商协会、行业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如商协会不只停留在国内协调层面，还在有条件的地区承担信息服务、标准传播、培训赋能、质量提升、创新合作等公共服务功能，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提供更系统的支撑。

  中国制造业出海已经走到新的节点。过去，中国依靠制造能力、规模效率和产业配套迅速融入全球分工；未来，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需要围绕制造业形成更强的标准能力、服务能力、品牌能力、软件能力和组织能力。把制造优势系统转化为标准、服务、品牌与体系层面的持久竞争力，才能真正掌握长期主动权。对中国制造而言，这是未来最重要的破局方向。□（作者为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