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在路径上要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以“融合”为重要抓手，推进城镇在区域、城乡、产城、数智、绿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十五五”时期城镇化如何高质量发展？中国城市建设新机遇新动能在哪？11月13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5”在北京召开，多位权威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须锚定“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建设新目标，统筹思考未来发展道路。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在致辞中表示，“十五五”时期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增速换挡、质量提升的攻坚时期。

  《建议》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认为，这为“十五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应全面深刻领会。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应将其放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来认识，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认识，放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来认识。”胡祖才说。

  在胡祖才看来，“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在路径上要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以“融合”为重要抓手，推进城镇在区域、城乡、产城、数智、绿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保证。”胡祖才说。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应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投入促使农村人口融入现代化经济生活，进一步提升经济总需求。新型城镇化实施的重点在于调动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动力，要通过将国家规划目标分解为具体、可量化、可考核的关键绩效指标，把人口市民化等任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激发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专家表示，城镇化涉及面广、拓展度深、带动力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既是主要内容，又是重要支撑。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首席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要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着力在三个方面推进工作。

  一是以协同联动为指向，优化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做好联和分，进而实现同和异两篇文章。所谓“联”，一是新老基础设施要联，并且做到同质同标；二是基本公共服务要联。所谓“分”，一是体现特色，通过特色形成错位发展；二是有机衔接，协作共建产业链、供应链；三是合作共建，通过合作联动共建共享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二是以务实精细为指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三个维度评估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三个方面下功夫推动务实、精细的治理：着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成长性产业结构；务实构建精准管理、快速反应的安全保障体系；大力创造、积极塑造主动作为的发展氛围。

  三是以一体融合为指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通过改革推进农民进入城市、城市资源向农村输入双向流动，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关键是推动两项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相应建立进城农民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农村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此为城市优势企业、先进技术、现代经营模式以及其他有效资源进入农村创造条件。

  围绕“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提出了四个路径建议。

  第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城镇化需要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以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主线。魏后凯预测，该时期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每年0.7个百分点左右，关键且首要的任务是科学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面向共同富裕目标，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和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超大特大城市过度膨胀与中小城市、小城镇活力不足的现象并存，制约了整体协调发展。应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魏后凯说。

  第三，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骨架，以现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现代化中心城市体系为主骨架，培育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等共同构成的区域增长极体系。

  第四，就地就近城镇化加快，以县域为切入点，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当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加快，并且呈现“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下降、外出农民工跨省比重下降、跨省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下降”三个下降趋势。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因此应实行多元化应对策略，包括按常住人口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农村“三权”退出机制、统筹优化村镇布局等。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治指出，地方当前面临如何对标国家规划，调整本地规划的问题。

  “应深刻把握‘地’的内涵。”李治认为，第一是地理，受区域自然禀赋因素影响，不同城市在产业选择、城市功能定位上存在差异，规划思路不同。第二是地区，即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匹配程度。有的地方采用“节点城市”“枢纽城市”“中心城市”“强磁场”“吸引力”“纽带”等表述用词，考虑的是其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能承担的主要任务。第三是地位，地方应先厘清自身是县级市、中心城市，还是超大特大城市，在此基础上准确制定高质量的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