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飞英街道塔下街社区，工作人员巡查老旧小区，

排除安全隐患（2025 年 7 月 30 日摄）新华社发（伊凡摄）

➤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社区不断优化提升治理结构，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转变治理思维，从‘应对已发生的风险’转向‘预测并防范未发生的风险’，治理关口的前移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

➤在准确收集社情民意的基础上，科学研判社区居民急难愁盼，按照轻重缓急精准投放人力、资源和服务，更好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

➤社区职能的减与增，折射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治理定位、治理重点、治理结构与时俱进、迭代升级的大趋势，勾勒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社区模样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小红 张康喆

  无犯罪记录证明、宠物扰民情况说明、无业期间表现证明……为居民开具各种证明，曾是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工作人员的高频工作事项。

  安公社区党委书记张彪粗略统计，最多时，社区要开具各类证明80多项，“那时，社区工作人员光翻档案、打电话核实情况就要花不少时间”。如今，这类证明被压减至3项。

  去年8月，成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发布《成都市村（社区）开具居民证明指南》，明确除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农村承包经营权变更事项证明、收养登记当事人有无子女证明外，没有社区必须开具的其他证明。

  “减负后，社区工作者有更多时间‘从纸堆里抬起头’，走进居民家协助解决实际问题。”安公社区党委副书记赵登强说。

  减报表、减证明、减行政事务，为社区减负；增主动治理、增协同联动、增精准服务，社区治理效能增强……这样的一减一增，正在我国广大社区发生。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多地采访看到，作为城市细胞的“小社区”，正在撬动基层治理“大变化”——行政事务减少，入户走访和摸排联系常态化，群众满意度成为社区工作重中之重；减少被动应对，治理关口前移，社区把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减少“一刀切”式的粗放管理，社区不断提高满足居民多元需求的服务水平。

  “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做减法，腾出空间为服务性、治理类职能做加法。表面看是事务数量的调整，本质是社区职能的调整、治理结构的优化。”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锋说。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不是简单的事务下沉。一减一增背后，是社区实际治理需求驱动的系统性的职责优化、资源下放和能力提升。”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关信平说。

  减与增之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社区：它既是居住生活空间，也是功能完备、富有活力的治理单元，使基层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为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打牢基础。

  功能优化：减行政事务 增协同事项

  企业发布新的岗位需求后，如何让社区内82名失业人员尽快收到与自己需求匹配的招聘信息？

  过去，成都市新津区花源街道柳河社区党委副书记唐敏，需要手动将失业人员求职需求与企业用人需求依次对应，耗时久还可能出错。

  现在，她只需在“报表通”系统勾选“新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标签，将其数据库中的失业人员联系回访表、企业岗位需求表相关联，一张“企业求职者岗位匹配表”很快生成。以此为依据，岗位信息可及时、精准发送给失业人员。

  “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呈‘金字塔式’，政府部署任务、层层下达给社区。社区承接行政事务较多，服务居民功能相对较弱。”关信平说，近年来，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社区不断优化提升治理结构，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为社区减负、强服务功能，是最明显变化。

  新津区城运中心数据资源部部长李滔介绍，成都市统一建设“报表通”系统，以数据自动流转、智能处理，替代海量的人工填报、计算、核对与传递。据统计，目前成都市村（社区）报表量已从月均120余张减至10张，总体减负超90%。

  不止成都，也不止于减表。浙江以“凡进必审”的报表准入机制，从源头遏制新增报表的随意性；河南通过“三张清单”明确城乡社区权责边界，越来越多社区工作者从填表、台账以及被动承担各职能部门交办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行政事务减下去的同时，部门和社区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场景在丰富。

  以前，社区组织“两癌”筛查好比大海捞针。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敲门，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不能保证完全覆盖真正有需求的居民。

  最近，新津区卫健部门借助“报表通”整合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人口和房屋信息，根据临床筛查指南构建智能模型，锁定待筛查名单，向社区推送。社区妇女主任据此组织联络，精准投放服务力量。与此同时，家庭医生配合网格员登门，帮助沟通答疑。据统计，此次筛查出的异常病例数同比增长近50%，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治疗时间。

  “近年来，成都市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育主体、搭平台、强支撑，引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共同参与，变社区‘单打独斗’为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让社区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和服务效能。”成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江维说。

  在精简社区工作者的事务性负担、腾出精力走近居民的同时，增加社区协同执行事项，让社区成为连接各方的有力桥梁，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居民的关键小事得到迅速、有效响应。

  思路转变：减被动应对 增靠前发力

  小区不文明养犬行为怎么办？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理政务服务事项不方便怎么办？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充电怎么办？

  ……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机场路社区收集居民关切，从中选取“前十名”，列为社区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过去，往往矛盾激化了、投诉电话来了，我们才赶去处理，做‘救火队员’。现在，我们有能力把工作做在前面，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机场路社区党委书记黄勇淇介绍，该社区占地2.6平方公里，辖内有38个小区、3个商业体、3个专业市场、4000余家经营主体，服务约14万名居民，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各类问题与海量需求。通过预测风险、源头防范，能大大降低治理成本。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社区日益成为多元群体的交汇地、矛盾纠纷的积聚处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转变治理思维，从‘应对已发生的风险’转向‘预测并防范未发生的风险’，治理关口的前移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陈锋说。

  靠前发力，首先体现在增强社区的组织动员能力，经常性开展入户走访。

  在成都，社区工作者敲门入户，主动摸排诸如楼道堆物、水管老化、邻里摩擦等潜在风险，排查特殊困难群体并提供相应关怀服务，提前介入处理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

  在深圳，技术赋能弥补了社区人力不足，大幅提高矛盾预警的效率和准确性。以自愿申请为前提，该市福田区为独居老人免费安装“智能水表”，一旦出现长时间用水量为零、短时间用水量激增等异常情况，会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给社区网格员和老人家属，快速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

  靠前发力，多地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组织居民协商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和矛盾纠纷。

  北京海淀区推行“大家商量着办”议事协商机制，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停车位规划等公共决策出台前，引入民主协商程序，让居民充分表达意见、寻求共识，从源头减少因不透明、不沟通引发的矛盾。

  再如，社区“边角”空间怎么利用？问题“轻重缓急”如何排序？成都不少社区每月20日定期开展“爱邻协商议事日”，主动收集、询问居民的意见建议和问题诉求。

  治理关口前移，起到了有效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的积极作用。

  黄勇淇举例，今年中高考之前，社区了解到部分居民担心噪音影响学生备考，便提前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为中高考“降噪”宣传、加强巡查频次。考试期间，社区未接到一起投诉。

“麻雀喳喳”玉林社区戏剧节以社区居民故事为核心创作，

在成都市武侯区“H ！友邻”社区信任互助体系发布活动中演出（2025 年 3 月 22 日摄） 玉林街道供图

  服务增效：减大水漫灌 增精准滴灌

  今年3月，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道海科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学府尚郡、学府憬城、学府阳光等三个小区的共有道路上，有居民自发形成菜市场，出现噪音扰民等矛盾纠纷。

  “我们走访发现，这是周边缺乏生活服务场所，居民需求得不到就近就便满足所致，菜市场不能一停了之。”温江区天府街道海科社区党委副书记方丽佳介绍，社区“两委”指导业主大会组建“共治联席会”，近期计划引入第三方增建生活服务设施。

  当下，居民对于社区服务品质的要求逐渐提升且丰富多元。须摒弃“一刀切”式的粗放管理，将服务由“大水漫灌”调整为“精准滴灌”。

  准确研判居民需求，是社区服务迈向精细化的第一步。

  安公社区有1200余名60岁以上老年居民。社区在分类研究不同年龄段老人对养老服务实际需求的基础上，面向失能、半失能及认知障碍老年人建设社区托养站；为低龄活力老人开办老年大学；在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站组建护工团队和115名“银龄”志愿者，照顾有居家养老需求的高龄老人。

  受访社区工作者认为，在准确收集社情民意的基础上，科学研判社区居民急难愁盼，按照轻重缓急精准投放人力、资源和服务，更好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

  回应不同年龄、职业和收入水平社区居民的多元利益诉求，需要细分社区服务供给类型。

  例如，为满足居民多元化的就业需求，成都市社会工作、人社、政法等部门联动协作，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嵌入式建设（改造）“蓉易就业”基层服务站点，网格员协助开展政策宣传。

  为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东路社区举办社区戏剧节，邀请居民参与创作、把街巷变成开放式剧场。“有时发生矛盾纠纷，居民还会通过角色扮演换位思考，艺术成了对话的纽带。”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杨金惠说。

  面向居民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深圳盐田区在社区建立心理服务站（室），引入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驻点，通过接待个体咨询、开展主题讲座、为纠纷当事人做心理疏导，解决传统调解难以触达的深层情感冲突，拓展社区治理深度。

  顺应居民更丰富的情感需求，需要社区以民生满意度和群众获得感为导向，升级服务提供方式。

  以老年人体检为例，一些受访社区工作者说，过去下通知，习惯表述是“所有60岁以上老人某天到指定地点体检，过时不候”。现在，则更注意老人的体验感：帮助他们通过小程序预约，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协调医护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多地实践表明，社区服务供给更加注重实效导向，即从‘我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提供什么’。”关信平说。

  治理升级大趋势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阔视野观察，社区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百米”，也是社会需求的感应器、服务供给的前沿地。社区职能的减与增，折射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治理定位、治理重点、治理结构与时俱进、迭代升级的大趋势，勾勒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社区模样。

  技术赋能推动“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充分应用，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方式持续涌现。以增效为导向，充分利用技术，发挥速度和效率优势，必然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智慧化、智能化水平，让数量有限的社区工作者不再需要于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中“跑断腿、磨破嘴”。社区得以轻装上阵，腾挪更多人力精力强化承载力和支撑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应顺势而为、主动求变、积极推进，以技术赋能细化治理‘颗粒度’，更好畅通沟通渠道、辅助治理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关信平说。

  职能清晰、系统协同促进“减”——一网通办、多网合一、高效办成一件事……随着条线间规范化水平提高，政策、业务、机制的协同力度不断提升，部门间工作力量、数据、系统的持续整合，“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情况日益改善。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基层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构建，社区治理结构的“底盘”势必更加集成，治理资源更加富集。

  “未来的社区，将是检验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成效的‘试金石’。”在陈锋看来，社区层面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推动惠民政策落实的鲜活实践，也将推动条块业务协同再优化、基层治理效能更提升。

  治理下沉要求“增”——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治理责任压实在社区，社会治理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社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第一线”。比如破解“执行难”时，法院需要依托社区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协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核实财产线索、推动执行和解等。

  社区是矛盾调处的“前哨站”。平安联创、矛盾联调、问题联治，必然要求向社区下放权限、下沉力量、下投资源，充分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发挥基层社区在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区是社情民意的“收集箱”。比如在日益增多的智慧化网络中，居民可以通过“随手拍”反映大事小情，推动社会治理更加优化。在倾听群众真实心声、反映居民所思所盼的过程中，社区可以集纳更多“金点子”，凝聚多方合力共同把“家门口”建设好。

  关信平表示，当更多治理职能向社区下沉、更多治理资源向社区汇集、更多治理力量向社区整合，应持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确保下沉到社区的权限、力量、资源能接得住、用得好。

  需求进阶必然“增”——有人希望就近就便满足生活所需；有人希望推窗见绿、诗意栖居；有人希望适老宜幼、温情包容……伴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民生期待持续升级，居民对社区服务供给的要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特征。围绕全人群需求、全生命周期、全生活场景，强化为民、便民、安民服务功能，是社区工作重心转移的必然趋势。

  “着眼未来，应以‘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为目标，变硬性管理为柔性服务，由标准化供给向精准化服务升级，聚焦人的需求强化社区功能、修复社区生态、优化社区空间、涵养社区文化。”陈锋说。

  树高千尺，根在沃土。以基层善治夯实中国之治基座，更优服务、更高效能、更具韧性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