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赫奇斯等反战人士的批评声音和巴以冲突持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引起世人对西方文明本质的反思

➤“西方中心论”总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进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后的”，其他国家只有按照西方走过的路径进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

➤所谓“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就是一种等级分明的“自由帝国体系”，其在西方国家之间讲“自由”，但对其他国家则是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是西方塑造等级性国际体系的思想基础。白人殖民者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加上对殖民地当地居民反抗的担忧和恐惧，日益催生并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在殖民体系日趋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晋霸主——美国不得不“更新”其维系等级性国际秩序的思想体系，由此文化种族主义日渐成为西方大国统治世界新的思想基础

➤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要对37个受害国的2000万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对1000万至1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

　　文 | 田文林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6日上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24285人死亡、61154人受伤。

　　普利策奖获得者、曾供职于《纽约时报》的克里斯·赫奇斯2023年12月针对巴以冲突公开表示，西方文明是“最残忍、最高效的杀手”。

　　克里斯·赫奇斯等反战人士的批评声音和巴以冲突持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引起世人对西方文明本质的反思。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等级性的。早在1803年，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在其用法文撰写的《普通地理学的历史政治导论》一文中，就将当时世界上所有为人所知的国家分别划分为“野蛮民族”“蒙昧或半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三个层级。西方国家热衷于将西方文明“拔高”，将殖民掠夺和武力征服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西式价值观和治理模式视为理所应当，乃至视之为“文明的使命”，给不少国家和地方带去深重灾难。

　　等级性是西方文明本质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始终掌握着世界政治主导权，其在文明问题上提供的“西式方案”就是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

　　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使西方文化日趋从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思潮。近现代政治思想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多数来自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暂时领先，使欧洲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和世界文明的中心，将西方文明置于绝对的优越地位。

　　在这些“西方中心论”者眼里，西方文化所有成分都源自欧洲，都是好的、进步的，且具有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区分“自我”与“他者”。“西方中心论”总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进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后的”，其他国家只有按照西方走过的路径进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文明和治理模式，被包装成了“普世价值”，并要求其他国家照搬照抄。

　　事实上，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具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欧洲于近代率先兴起，并不意味着欧洲文化基因具有特殊优越性，更不意味着欧洲文明本身就是“普世价值”。但现实中，许多西方学者将西欧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强大这一事实本身，想当然地归功于欧洲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特殊优越性，进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

　　这种“西方中心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成为西方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

　　近现代西方崛起主要依托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其最终目标是资本积累最大化。要想确保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持续进行对外扩张（包括19世纪之前的殖民扩张和20世纪中后期的新殖民扩张），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原料和市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对他国剥削、压迫和殖民的基础上。

　　二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日渐土崩瓦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美国，已不可能重蹈殖民主义老路，而是更多地通过经济控制和价值观渗透等间接方式，来建立和维系美式霸权体系。这一时期，美国更加注重将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推销。

　　在“普世价值”的幌子下，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多国发动战争，造成难以数计的平民死伤；在西亚北非等多个地区大搞“颜色革命”，输出政治动荡；他们以意识形态划界，搞所谓“自由世界”的“小圈子”，破坏国际团结合作。

　　西方精英层喜欢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冠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自由国际秩序”等种种美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普世价值论”还是“文明冲突论”，本质上都是等级性的，它所构筑的世界体系必然也是等级性的。

　　所谓“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就是一种等级分明的“自由帝国体系”，其在西方国家之间讲“自由”，但对其他国家则是帝国主义，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以极少数西方大国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国际体系。

　　美国学者大力倡导“西式现代化”，目的就是引导发展中国家“向西方看齐”，走以西方为模本的发展道路，最终将其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样，发展中国家看似是走向“西式现代化”，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向西方世界靠拢，由此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不动声色地在这些刚刚摆脱殖民体系的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学者又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在西方国家，“文明冲突论”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造成了消极影响。对此，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指出，从本质上讲，“文明冲突”是一种种族主义观念，构建了“文明的等级制度”，提升了作为近代以来主要文明的西方文明的等级，将文明置于相互敌对和对立的关系中。“文明冲突”为种族和宗教偏见、新冷战以及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侵略战争提供了知识和意识形态的遮羞布。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参加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游行活动（2024 年 1 月 13 日摄） 亚伦摄 / 本刊

　　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源头

　　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源头是有宗教色彩的种族主义。

　　西方鼓吹基督教文明优越论，将其他非西方文明视为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欧洲白人殖民者一方面在殖民地传播基督教，推行语言、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的欧洲化，另一方面警惕并反对其他文明，有时甚至发动宗教战争来消灭其他文明。

　　种族主义是西方塑造等级性国际体系的思想基础。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指出，在以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之外，西方还有一种由“白人至上主义”的话语体系所构筑的“种族契约”。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以西方工业国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等级性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移民和殖民，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地建立起白人精英统治的国家。白人殖民者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加上对殖民地当地居民反抗的担忧和恐惧，日益催生并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在白人殖民者看来，白人无论肤色与种族，还是物质与文化，都要比当地原住民更有优越性。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按照种族高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即肤色越浅的民族越应处于高位，肤色越深的民族越位于社会底部。西方国家还按照所谓“进步”的标准，区分出“文明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在欧洲殖民者眼里，只有“文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才应相互尊重主权，那些“野蛮人”只能享受部分政治认可，“未开化的人”则应该被驱逐、殖民乃至种族灭绝。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逐渐灭绝“次等种族”会有益于人类。这种赤裸裸地强调等级统治的种族主义，成为欧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的法理基础。

　　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就是首先被白人种族主义视为“野蛮人”，进而遭受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1544年，传教士色波佛达宣称，印第安人是低于人类的生物。据此，屠杀印第安人就成了“合理合法”的举措。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白人优越论”不攻自破，尤其是二战后纳粹德国的覆灭，使种族主义理论彻底臭名昭著。在殖民体系日趋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晋霸主——美国不得不“更新”其维系等级性国际秩序的思想体系，由此文化种族主义日渐成为西方大国统治世界新的思想基础。不同于强调生物性标记的种族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强调的是“文明标准”的重要性。

　　而时至今日，“文明”这一术语也用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看似更温和的话术，如“人权”“人道主义”等。常常以“人权卫道士”自居的美国，将“人权”“人道主义”作为工具和遮羞布，往往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悍然发动战争。

　　美国人权和劳工权利律师、匹兹堡大学法学客座教授丹尼尔·科瓦利克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美国多年来打着“维护人道主义和人权”的旗号发动战争，却造成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其宣传推广的所谓“美式人权”本质虚伪，实际上是欺骗国内外民众的借口和军工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科瓦利克指出，美国政府热衷鼓吹人权保护，却至今没有批准核心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抗议者手举 标 语 参 加 集 会， 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2023 年 2 月 19 日摄） 刘杰摄 / 本刊

　　文明等级论催生等级性国际体系

　　西方文明等级论暗含了一种等级性国际秩序。西方国家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西方国家属于“文明世界”，其他国家则属于“半开化”或“野蛮”世界。文化种族主义进一步赋予西方国家一种带有进攻色彩的“文明使命”，即“高等文明”可以帮助“低等文明”实现“进步”。

　　“文明国家”享有种种特权，尤其对“野蛮国家”可以为所欲为，“野蛮国家”因此遭受深重灾难。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殖民者在约400年的黑奴贸易中，将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为奴，另有1000万人在运输中死亡。

　　1908年至1960年，比利时在殖民刚果期间，不仅大肆掠夺，更导致1000万刚果人被残忍杀害。

　　20世纪初，德国对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1904年至1908年，当地约8万赫雷罗人中有多达6.5万人丧生，约2万纳马人中至少有1万人丧生。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权委员会报告称，这是“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灭绝”。

　　美国的建国史更是一部种族屠杀的历史。美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印第安人口从15世纪末的500万骤减至20世纪初的23.7万，许多部落完全灭绝。

　　文明标准的野蛮化和工具化，将导致人类文明日趋倒退。这种基于“力量”的“反文明的文明观”，公开为霸权主义鸣锣开道，将弱肉强食视为常态，使世界形成一种“强权即真理”的权力观，以及“国强必霸”的逻辑。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信奉的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西方国家来说，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配成为真朋友，才配得上平等相待。实力不够强大的弱小国家，只能沦为西方大国进行武力干涉的牺牲品。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频频进行武力干涉，由此造成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资本扩张服务，竭力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性国际体系。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在越南本土使用约1500万吨炸弹、地雷和炮弹，其中约80万吨未爆炸，散落在越南近20%的国土范围内。越方数据显示，越战结束后近50年间，遗留未爆炸弹已造成4万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要对37个受害国的2000万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对1000万至1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

　　在《误入歧途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克里斯·赫奇斯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各地搞的政变、政治暗杀、选举舞弊、抹黑宣传、勒索、绑架、残暴的平叛攻势、美国许可的大屠杀、黑牢的酷刑、代理人战争和军事干预等等，从未导致民主政府的建立。相反，这些干预导致2000多万人丧生，并在全球引发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感。”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需要深刻反思西方式世界治理模式（包括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本质、根源和弊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