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关乎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重大解决方案，从推动共同现代化、重构全球价值链、建立互惠共生关系等多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这两大问题的回应：其一，通过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联系起来，推动世界经济新增长中心的形成，带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普惠性增长；其二，突破民族国家界限，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样化

➤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成熟的工业体系、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工艺流程，可通过产能合作、扩大对外投资和原材料贸易等方式，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关联度，发挥“中端发包国”的作用，在多边合作中促进形成地位对等的价值链关联体系，对冲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对沿线国家的影响，提升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通过产业转移，与沿线国家形成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及市场共生，最终实现了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

　　文 | 刘南星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将世界各国紧密地结成了一个体系。不同国家利用本国禀赋优势开展专业化生产，世界贸易逐渐转向中间品贸易，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并通过部分重要区域价值链体系内部的相互分工合作与商品流通，大大提升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产出。国际分工格局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模式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的国际分工体系。

　　当全球化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后，逐步凸显出了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呈现出世界经济发展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发达国家独享的局面，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获利甚微。

　　面对全球发展难题，少数发达国家不太可能放弃其既得利益，提供公正、均衡的解决方案。应对这一难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贡献智慧、寻找出路。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而生，是全新的全球性普惠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打造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创建地区经济新的发展引擎，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及其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协调更广泛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模式。

“复兴号”列车通过中老铁路元江特大桥（2022 年 11 月 23 日摄） 胡超摄 / 本刊

　　历史性、全球性、普惠性的解决方案

　　面对全球发展难题，国际社会亟需变革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树立一种公平、普惠的全球性发展新理念。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持者和贡献者，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适时向国际社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关乎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重大解决方案，从推动共同现代化、完善全球价值链、建立互惠共生关系等多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

　　当下的全球性普惠性发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需要形成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与此同时重构世界经济格局；二是世界现代化需要从个别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变为以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现代化，使那些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轨道。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这两大问题的回应：其一，通过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联系起来，推动世界经济新增长中心的形成，带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普惠性增长；其二，突破民族国家界限，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样化。

　　二是从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更多国家带来经济全球化红利。

　　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产业链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交通运输设备和电子及通信设备为代表的产品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产业链的主要产业，如汽车、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由美国、日本、欧盟控制产业核心技术和主要零部件生产，由新兴经济体生产一般零部件或进行组装的垂直型国际分工网络即全球价值链，进而衍生出了覆盖北美、东亚、欧洲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与此同时，中间品贸易比重日益提高，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逐渐被产品内贸易取代，形成了“价值链贸易”。

　　而世界经济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是，上述相关产业和国际分工的构建已基本结束，国际投资也基本完成，再投资和分工再细化的空间和余地已经很小，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增长也趋于回落。

　　由此可见，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一是要寻找更广阔的经济地理空间，突破既有国际分工网络的空间局限，为曾经兴旺发达的各类产业塑造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二是提出对促进贸易往来具有明显效应的合作倡议。这不仅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已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也不同。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成熟的工业体系、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工艺流程，可通过产能合作、扩大对外投资和原材料贸易等方式，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关联度，发挥“中端发包国”的作用，在多边合作中促进形成地位对等的价值链关联体系，对冲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对沿线国家的影响，提升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数字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及绿色发展、减贫和抗疫合作，不仅能够使更多地区和人民融入世界市场，获得相关技术转移和知识，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消除数字鸿沟，还能最终扩大国际分工的范围和覆盖面，扩大世界市场，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从中国与合作国家的关系来看，“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各方实现互惠共生。

　　互惠共生是“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推进的重要基础。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通过产业转移，与沿线国家形成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及市场共生，最终实现了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

　　首先，中国通过与相关国家的技术共生，可以建立双边技术互动和彼此依存关系，推动双边价值链升级，从而实现互惠共生。

　　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水平具有明显优势。对中国而言，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势必会伴随技术合作，这不仅可以分摊部分研发费用还能降低创新风险，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创新积极性，同时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根据沿线国家的产品需求特点向母公司进行技术反馈并加以改进，以此提高母公司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动价值链升级。对沿线国家而言，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以及与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可以学习中国较为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改善其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

　　其次，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共生，可以增强共生单元之间产业链的融合性、互动性、协调性，提升分工效率，推动双边价值链升级，从而实现互惠共生。

　　依托中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优势和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中国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通过要素互补实现产业链的跨区域整合，可以使双边产业互动关系和协调关系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而言，产业转移有助于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扩大全球生产网络，通过产业链延伸和整合促进国内产业分工网络进一步优化，促进中国将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到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链升级。对沿线国家而言，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不仅会带动其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完善和拓展其产业链条，还能够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其价值链升级。

　　再次，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市场共生，可以促进双边市场融合，打破贸易壁垒和市场垄断，推动双边价值链升级，从而实现互惠共生。

　　对中国而言，产业转移也是中国产品融入沿线国家市场的过程，产业转移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其产生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会愈发明显，这有利于企业降低平均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对沿线国家而言，承接中国产业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其收入，创造出对本国产品的消费需求，使沿线国家市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市场联系得到加强，其生产的产品可以向中国市场销售，有利于扩大其市场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提升效应来促进价值链升级。

中国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凭借自身技术与成本优势，助力肯尼亚加快推进能源转型。

图为施工人员在位于肯尼亚纳库鲁市的索西安地热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检查发电设施

（2023 年 5 月 26 日摄） 王冠森摄 / 本刊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国际合作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两大条件：一是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二是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互联互通，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而基础设施落后又成为制约其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涉及的广义贸易成本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入手，打通上述两大发展条件，逐步推动沿线国家提高贸易参与能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工业化，使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形成了新的全球发展模式。

　　一是“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推动了区域合作，放大了发展辐射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不少是内陆国，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综合发展环境改善缓慢、广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其经济落后。这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量难以使其走出发展洼地。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亟需引入外生动力帮助其改善综合发展环境，创造出比较优势并以此参与区域合作。在此过程中，政府间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引入成为了这些国家走出发展低谷的突破口。

　　“一带一路”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使相关区域得到发展，然后以这些区域的发展向外辐射，带动了更多沿线国家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是通过点、线、面结合，由点到线再到面，逐步放大发展辐射效应——从最初的合作点如境外工业园区、港口等，到交通运输线如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大马铁路等，再到沿交通线打造发展走廊或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有益尝试。

　　二是“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为其提供了参与新型发展合作、实现经济增长的机遇。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10%，其出口将增加20%。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更揭示了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控制第三国效应等变量后，“一带一路”沿线铁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10%，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2%、5.5%和1.1%的水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包括塔吉克斯坦、缅甸、泰国、越南、俄罗斯、阿尔巴尼亚等国的贸易水平，都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可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沿线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获得更多的贸易参与机会，通过降低广义贸易成本，大幅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三是“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了国际投资的额外性和催化剂效果，实现了合作国家的增益发展，放大了发展效果。

　　投资的额外性是指投资于其他投资者尚未进入或不愿进入的国家、地区、部门、产业或商业模式。“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合作国家中所体现出来的额外性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带来的领域额外性。这可以从同样以中国作为主要倡导方而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投资实践中得到体现。上述两家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以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所有项目中占比95%以上，远远高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新开发银行，都旨在调动资源支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

　　投资的催化剂效果是指涌入商业投资者特别是当地投资者聚集的领域从而提升资本利用效率，有时也通过投资吸引其他投资者进入，从而发挥一种杠杆的作用。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创设以来，其投资项目均动员了大量的额外资金，孵化器功能明显。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投资，也重新激发了全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兴趣。

　　“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可持续的基础在于高质量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要为合作国家带来增益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要介质，使国际投资为合作国家带来了额外性和催化剂效果，正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参观者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现场选购特色商品（2023 年 8 月 24 日摄） 许畅摄 / 本刊

　　产能合作推动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阶段，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使沿线国家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制造业技术储备具有明显优势，产业和贸易结构也优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产业链上形成共享、融合态势后，通过生产工序的转移、承接，先进技术的溢出、学习，促进了其价值链升级，提升了其参与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深度。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分工合作正在发生变化。其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级产品消费市场的规模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这对于尚处于经济起飞前阶段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显然是有利的。其二，中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也在上升之中，这表明中国有能力承接部分最终产品的消费，为地区生产-消费循环提供保障。其三，从中间品贸易角度来看，中国作为沿线国家中间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在进一步上升，部分沿线国家正在被纳入“一带一路”新型发展合作机制，也就是说，中国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将全球价值链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中国产业升级与沿线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良性互动。中国依托自身的经济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正在逐步打造新的生产-消费循环和国际生产网络。

　　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为例，两国在以电力、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消费品领域，以能源、农业为代表的资源型产品领域，以铁路、公路、机场、码头、通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领域开展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印尼引入了以青山钢铁、新华联集团、华迪钢业、德龙镍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建成并运营了众多大型项目，建立了以青山工业园为典型代表的众多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园区，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两国的“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主动为新型工业化国家提供“搭便车”机会的典型表现。这种合作不仅对中国有利，也为印尼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和重要选择。

　　从国家发展规划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提出的“中等强国”战略、“21世纪全球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印尼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两国规划的对接，为彼此合作增加了更多利益交汇点。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两国规划对接的重要实施途径，既有助于推动印尼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又有利于提高印尼的区域大国地位。

　　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印尼承接产能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选择。印尼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优质的人力资源等要素条件，吸引着众多外商进入印尼开拓市场。但印尼国内的产业结构落后，大多属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一步改善国内产业结构，印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在矿产资源领域，早期进入印尼的外资企业更多是进行原材料开采，然后将原材料运回国内，2009年和2014年印尼先后修改并颁布新的《矿产和煤炭法》，鼓励外资企业向印尼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由原材料开采向深加工领域发展。中国-印尼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一方面有助于印尼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延长产业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帮助印尼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既能为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方面的产能找到投资与消化的场所，又能填补印尼工业化、城镇化急需的资金与技术缺口。这样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互惠共生的理想模式。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培训中心（宣传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