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已经从欧洲中心主义变为美国中心主义

　　除了经济考虑，实现对欧洲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也是促使美国政府在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因素

　　二战后，在北约军事支持（军事帝国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经济帝国主义）的支撑下，美国打响了针对西欧国家的文化冷战

　　法国巴黎曾是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但在二战后，法国对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导权被消解，巴黎西方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被纽约取代

　　实用主义的商业理念、过度泛滥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诉求等，潜移默化地挑战和改变了西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意大利“慢食运动”抵制美国的快餐文化、超级市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一些法国人坚持其文化独特性，排斥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标记的价值观、公司、电影等；二战后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和文化传播刺激德国的反美主义，呼吁保持德国的社会秩序和团体责任感等

　　文 | 魏南枝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现实主义学派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有三种手段：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往往配合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实现目标，但却是最巧妙的手段，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却是宗教情绪强烈的西方国家。于美国而言，施行文化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借此履行“美国例外论”赋予的政治神学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伴随着自由市场、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等浪潮，美国大众文化实现了全球性扩张，建立起美国文化帝国，美国的国家机器和跨国资本联手对欧洲“旧大陆”进行了“美国化”的文化改造。

　　与美国文化征服欧洲相伴相生的，是一部分欧洲人对美国文化帝国的排斥与抵抗。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天然存在矛盾，欧洲战略自主受制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及其背后欧洲本土派和跨大西洋派这两股力量的博弈。

　　从欧洲中心主义到美国中心主义

　　美国长期把对外文化渗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文化帝国是美国霸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美国例外论”的具体实践。“美国例外论”与美国霸权利益，则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动力之源。

　　美国文化相当程度上传承自欧洲文明，之所以强调北美是“新大陆”而非“（欧洲）旧大陆”的简单延伸，是因为美国霸权体系客观上需要以某种文化来标识其“美国特性”。长期以来，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的自我认同和对外界的看法发挥着根本性影响力的，是“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将美国塑造为唯一正确的一方。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所说，“‘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美国例外论”也给美国不容忍差异、毫不留情打击消灭异己等做法提供宗教使命感和政治正当性。

　　“美国例外论”给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披上所谓“合法性”外衣。把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变成一种普世价值和文化的共同冲动与愿景，以所谓“拯救者”心态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式价值和制度。

　　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国，也让欧洲逐步沦为美国的附庸，最直接表现就是“美主欧从”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曾经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欧洲沦为一堆“瓦砾”，被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形容为“被战火摧毁了的、幻灭了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

　　冷战格局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在保存实力的同时更好更快地实现对西欧等国的掌控与征服，因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已经从欧洲中心主义变为美国中心主义。为此，法国人莫兰哀叹：“1945年，欧洲死了，死于战败国或被解放的国家的废墟之下……完全依附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保护，从而使我们成为美国的卫星国。”

　　失衡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仅与美国的霸权利益相捆绑，而且与美国军工复合体、跨国金融资本等的利益相捆绑。

　　在这样的巨大利益刺激下，美国国家机器和资本力量联手对欧洲进行“美国化”改造，其目标是保持一个政治上分裂脆弱的欧洲，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创造一个跨大西洋的跨国市场，但绝不期待出现一个团结自主的欧洲。

　　对欧洲的文化征服和“美国化”改造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美国人眼中“文化可以改变”。除了经济考虑，实现对欧洲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也是促使美国政府在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因素。

　　例如，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年对外援助法》明确规定，“受援国应继续致力于培育和支持自由民主制度。美国的总援助计划必须是基于欧洲国家确保共产党不进行暗中破坏或对援助使用不当。如果我们对此不满意，必须保证我们有可能立即中止援助。”

　　但是，美国这种通过经济援助进而控制欧洲国家政权的方式，遭到了西欧共产党和工会等的强烈抵制。因此，在北约军事支持（军事帝国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经济帝国主义）的支撑下，美国打响了针对西欧国家的文化冷战。

　　美国官方、跨国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学者……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建构“大西洋共同体”概念，以此对欧洲各国按照美国标准和美国利益进行改造。

　　以法国为例，二战后法国经济社会极为脆弱，“经济援助可能会随时中止”是美国干预法国内政的一个杀手锏；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心理战委员会”在法国进行一系列秘密行动影响年轻一代，美国资助“自由巴黎”反共和平运动，“产联”和“劳联”等美国工会组织排挤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总工会的力量。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成为美国重要的宣传对象，被“美国化”改造。法国巴黎曾是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但在二战以后，法国对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导权被消解，巴黎西方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被纽约取代。

　　“心理战委员会”被称为“哈里·杜鲁门最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机构”，也是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唯一行政机构。该委员会认为，避免同苏联持续军事僵局的努力将大部分依赖于是否能够成功地发展新的非军事手段。它持续通过传单、海报、“美国之音”、电影播放、出版反共书籍等心理战活动，增强美国的号召力和欧洲国家与民众对美国的向心力。

　　又如西德。法国艺评家让·克莱尔指出，西德在战后变成美国艺术市场的一个殖民地。二战后，西德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艺术上都丧失话语权。跟随马歇尔计划的，是美国文化艺术对西德、对欧洲的大举入侵。美国不仅要在经济上“援助”西德，使之成为对抗苏联的前线同盟国，而且也要在文化艺术上在西德站稳脚，近距离与苏联意识形态对抗。

　　与马歇尔计划同时进驻欧洲的是跨国公司。美国国家机器和大跨国公司联手否认西欧各国对其内部事务的绝对主权，用自由市场规则打破基于主权设置的贸易壁垒，用美式公民社会理念改造西欧各国社会。美国学者约翰·耶马指出，关于文化扩张，美国真正的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厂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

　　二战后，以好莱坞电影和爵士摇滚音乐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以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美式快餐为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等，伴随着美国经济援助迅速登陆欧洲大陆，直接影响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美国制造的海量消费品涌入欧洲，不仅给这些跨国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用20世纪美国商业价值观战胜了欧洲“旧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的商业理念、过度泛滥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诉求等，潜移默化地挑战和改变了西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更重要的是，西欧多国经济的恢复和其社会文化被美国改造几乎同步进行，在西欧社会逐渐形成对美国文化的崇尚，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服从。今天，由技术官僚和精英模式主导的欧盟等欧洲机构信奉美国规定的“全球市场自由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推行文化霸权的新前线。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具有先发优势，而欧洲没有自己培育的互联网大公司，欧洲人使用的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等，几乎都是美国公司的。一旦有优秀的欧洲互联网初创公司出现，也很快被美国公司收购。

　　美国利用其互联网技术霸权和话语霸权，把互联网这一更具隐蔽性和广泛性的工具作为在欧洲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扩大美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力，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念。

　　欧洲因分裂和冲突而不断摇摆

　　面对美国对欧洲的肢解和改造，面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趋于瓦解，老牌欧洲强国立即意识到了危险。因此，法国和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和解，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对欧洲来说，只有走向安全防务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复兴。但是，美国文化帝国阴影下的欧洲各国充满了分裂和冲突，导致欧洲一体化事实上只是实现了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一体化。

　　20世纪50年代，法国牵头组织欧洲联军以实现国防自主的努力，因为荷兰等低地国家的反对而失败，英法也因苏伊士运河危机等彻底失去了对中东的掌控。20世纪70年代，欧洲试图借中东石油危机推动实现能源自主，其结果是美国增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掌控力。冷战结束后，欧洲试图推动政治自主，结果原本由欧洲主导的科索沃战争最终被美国主导，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欧洲政治议程的深度介入。欧洲曾经试图实现金融自主，结果欧元因“欧债危机”而困难重重，美国挥舞着“合规”“洗钱”的大棒制裁欧洲的主要大银行。

　　更糟糕的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持续恶化：同为“老欧洲”的欧盟轴心两国，法国和德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和诉求存在多重分歧；加上波罗的海和东欧多国是跨大西洋派的坚定支持者，使得美国文化帝国的阴影在持续膨胀，欧洲处于脆弱和摇摆之中。

　　美国文化帝国阴影之下，欧洲的反美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抵制美国的快餐文化、超级市场对欧洲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相当比重的法国人坚持其文化独特性，对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标记的价值观、公司、电影等表示排斥，顽固地抵抗美国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和文化传播刺激德国的反美主义，呼吁保持德国的社会秩序和团体责任感等。但是，这些反美力量尚不足以产生全局性改变。

　　如今，美国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塑造为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平衡性的理由，拱火俄乌冲突，实现了在欧洲事务中的回归，为俄乌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且直接承受危险的却是欧洲。更有甚者，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正企图以“掏空”欧洲的方式，保护乃至壮大美国制造业。

　　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军事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有效性，而美国越来越依赖滥用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胁迫，以维持其经济帝国。众所周知，仅仅依靠胁迫的霸权是难以持续的，不会因“美国例外论”而有所例外。

　　美国长期以来将自己打造为现代化的象征和全球化的中心，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仍然占据优势，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强权政治已经破坏其在国际政治的可信度和声誉。失衡的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以邻为壑”的发展理念难于产生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旦美国不再是现代性的驱动力和主要象征，世界还会围着美国转吗？今天的美国奉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连盟友也一起打击，让欧洲也变成了受害者。处于美国文化帝国阴影下的欧洲还会继续扮演美国仆从的角色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