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西班牙马德里蒂尔索·德·莫利纳广场抗议北约峰会（2022 年 6 月 29 日摄） 古斯塔沃·巴连特摄 / 本刊

➤围绕争霸这条主线，美国构筑起意识形态对立、阵营对抗、零和博弈三位一体的理论，把制度道路选择不同的国家分为三六九等，塑造假想敌，炮制“民主对威权、自由对奴役”的虚假叙事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用渗透、打击、遏制的方式破坏别国正当发展、无止境要求世界服从其绝对安全和绝对利益

➤它的逻辑是“先破后立”：先通过“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打破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再变经济全球化为区域化竞争、集团化竞争

➤美国这种战略冒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相互配合来破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节奏，以非市场化手段重构此前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自己“再工业化”、重塑竞争力和维护霸权争取换挡时间和空间

　　文 | 王杰锋

　　

　　国际地位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综合实力强弱的集体共识，这种共识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及其国家理想。

　　美国现阶段出现严重的战略焦虑，直接原因在于其国际地位相对下滑。“永恒的山巅之城”口号尚未兑现，“腐败的华盛顿沼泽地”形象却已内外皆知，“锈蚀带”已广泛蔓延至美国内政外交诸多领域，维持其“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所需的能力和道义支撑持续削弱。

　　美国的困境是由其自身问题造成的。这种困境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它的治理水平已明显落后于身为发达国家的发展要求，二是它的国家理想已日益背离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的局势，美国选择的道路不是刮骨疗毒、自我革新，而是企图让全世界再次陷入分裂、对立、斗争、动荡之中。2022年国际局势的变化，多与美国的这种战略选择密切相关。

　　美国在锈蚀

　　一向以最大发达国家自居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社会治理水平明显退化。

　　2022年7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由于诸多民生问题状况堪忧，整体排名从2021年的全球第32名降至今年的第41名，位列古巴之后。

　　9月，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TSPI基于营养、安全、自由、环境、健康、教育等50项生活质量指标的调查结果发布的最新社会进步指数报告显示，美国的排名已从报告首发年度2011年的全球第19名倒退至第25名，尤其在卫生设施（全球第78名）、清洁水源（第61名）、孕产妇死亡率（第73名）、交通事故（第68名）、社会暴力（第109名）、财物盗窃（第67名）、教育平等（第77名）、医疗平等（第88名）、集会和平（第88名）、平等保护（第106名）、少数族群歧视（第102名）等民生关键问题上的表现，更是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在基本民生之外，美国对毒品、成瘾性、枪支等社会问题的管控也日渐软弱无力。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估计有107622人因成瘾性药物过量死亡，比2020年估计的93655人增加了近15%。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的报告则指出，2020年全美超过5930万名12岁及以上的公民使用过非法药物，1.385亿饮酒人口中有6160万被归类为酗酒者、1770万被归类为重度酗酒者。

　　成瘾性顽疾折射出的社会心理，还体现为上述报告重点强调的疫情期间更加突出的另一个问题：2020年，全美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4.9%有过严重的自杀念头，其中1.3%制订了自杀计划、0.5%付诸实施。

　　与精神高度不稳定状态相关的是美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暴力解决方案中心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2020年是美国与枪支有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同比增长15%，达45222人，创下1968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以来，美国枪支暴力档案馆已统计了至少609起死亡人数为四人及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两党陷入极化政治旋涡中不可自拔，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固有的族群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使美国的国家理想变得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美国高呼“自由”“民主”口号对他国事务肆意干涉，强迫他国接受自己所谓“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和准则，如今自身却陷入“自由”和“民主”的悖论中，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的几个重大议题上，这种矛盾更加尖锐。

　　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实质取消了美国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由此加剧了其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激烈对抗。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当月的调查，美国成年人中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比例为61%∶37%，这意味着即使反对堕胎权的群体只占总体的三分之一强，它还是能强迫另外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接受其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民主”原则。

　　在控枪、种族、移民等问题上，美国社会同样陷入了类似的“自由”和“民主”之争。

　　如今，已被自己的口号绑架了的美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就导致它先前鼓吹的美式价值观愈加脆弱，其所谓普世适用的国家理想也不攻自破。

　　挑起对抗制造安全困境

　　美国战略焦虑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于其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理想的逐步瓦解。美国执政精英无力从国内解决问题，便企图向外转移矛盾——通过塑造“威胁”和“敌人”来挑起大国冲突和对抗，通过“集团政治”来遏制、打压、削弱对手，借此维护其地位和利益。

　　围绕争霸这条主线，美国构筑起意识形态对立、阵营对抗、零和博弈三位一体的理论，把制度道路选择不同的国家分为三六九等，塑造假想敌，炮制“民主对威权、自由对奴役”的虚假叙事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用渗透、打击、遏制的方式破坏别国正当发展、无止境要求世界服从其绝对安全和绝对利益。

　　以这套理论为指引，近年来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北约、“五眼联盟”等冷战时期军事联盟的产物，一方面不断打造新的小圈子、小集团，以此来挤压他国的生存空间，遏制他国的正常发展，甚至不惜进行无底线的战略冒险来挑起地区冲突、掀起全球动荡。

　　2022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其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在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出现重大挫折乃至历史性倒退，导致欧洲各国在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的战略陷阱中最终走向冲突。对于这种挫折和倒退，美国作为曾对欧洲安全一体化做出明确政治承诺的外部主导力量，显然负有重大责任。

　　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于1991年、1999年、2010年、2020年分别进行了4次战略概念变革，由此推动了北约从冷战时期的西方军事安全组织逐步走向带有全球化倾向的政治军事复合型组织。在此过程中，美国失信失义主导北约接连进行了5次东扩，对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持续性的地缘和战略挤压。

　　2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乌克兰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5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部署大量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乌克兰危机爆发，正是冷战后欧洲安全议程遭到根本性破坏的后果，并由此衍生了能源、粮食、武器扩散等危机。

　　危机爆发后，美国作为北约东扩的直接当事人和主要参与方，不仅始终没有反思自身问题，没有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而不断拱火，并牵头西方世界对俄实施无底线的极限制裁，导致危机难以化解。

　　与此同时，美国又策划垄断欧洲能源供应以谋取现实利益，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手段迫使欧洲产业、资金向美国转移，对欧洲实施了一次精准而深入的战略削弱，大踏步推进了其长期控制并分裂欧洲的计划，加深了欧洲的困境。

　　美国现行的中东政策，也充分显示出其仍不甘心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错误路线，美国宁可寄希望于极限施压的霸凌手段和台下渗透煽动的阴暗手法，也不愿推动问题解决和地区和平。比如，在2022年7月于沙特阿拉伯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办的“安全与发展”峰会上，美国无视伊朗与沙特关系缓和的势头，刻意指责“伊朗的活动正在破坏地区稳定”。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冒险，手段是煽风点火，制造失序、危机和动荡，目的则是火中取栗，利用其现存的相对优势，在对手被动荡和危机削弱之际争夺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之所以称其为冒险，从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出，美国为了削弱对手，不惜游走于核战争边缘，不惜拿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玩火。

人们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邻近街区的“禁枪区”标志牌旁走过（2022 年 9 月 3 日摄） 郭克摄 / 本刊

　　逆全球化撕裂产业链供应链

　　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美国却加速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大搞“技术脱钩”“规则重定”，并以之遏制对手、敲打盟友、震慑其他国家。

　　2017年，美国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口号，把此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即已出现苗头的贸易政策政治化安全化落到实处。

　　此后美国以“维护公平”为名，对所有被认定为对美国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开启了无差别的经济战，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干预供应链、实施技术封锁等单边行径层出不穷，长臂管辖、设圈套、诱骗、恐吓、制裁等霸凌手段不一而足。

　　自2018年初起，美国对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欧盟、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和组织粗暴实施或威胁实施加征高额关税，涉及了从家电、能源产品到大宗原材料等众多产业。2020年3月，美国又以保护美国供应链安全为由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案》，明确要求一切物质保障必须美国优先、关键产业链必须全部搬回美国。

　　如今，为扭转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被动趋势，美国蛮横打压其他国家或地区芯片产业发展，比如，向荷兰政府施压要求全球最大光刻机企业阿斯麦配合其全球计划，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并强迫他国或其他地区企业交出商业机密资料，胁迫台积电等芯片巨头赴美投资设厂等，这些操作撕裂了全球芯片产业链，严重冲击了产业发展前景。

　　在电信、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其他高科技领域，美国又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技术问题政治化，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并强迫其盟友协助它构建排他性的新标准、新规则。

　　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攻击现有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比如持续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使各国对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投诉无门。

　　美国的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也是一种战略冒险。它的逻辑是“先破后立”：先通过“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打破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再变经济全球化为区域化竞争、集团化竞争。

　　它的战略设想是：一方面，发达国家集团、跨大西洋经济联盟具有在高科技领域数十年的累积优势，只要限制住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或自身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美西方在产业链高端的霸权地位就可以持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不少高科技领域已经实现突破且领先西方，只要限制住这些技术走向全球，防止其构建新市场、新标准、新规则，那么西方的经济霸权仍可延续。这种战略设想的核心是限制，手段和策略则是“脱钩断链”“筑墙设垒”。

　　之所以称其为冒险，是因为这种颠覆现行经济秩序的战略对美西方来说有一些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撕裂后，已然“空心化”的美西方拿什么实现“再工业化”？“再工业化”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才可以对其高科技产业形成有效的底层支撑？逆全球化、逆市场化都会抬高经济运行成本，这是否会加剧发达国家之间的撕裂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矛盾？

　　企图以冒险赢得换挡契机

　　美国为何要进行战略冒险？

　　一个深层原因是，美国已看到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变化，企图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奋力一搏来延续自己的霸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经历了一轮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觉醒、各种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机制平台的涌现，无不加快世界发展中心向东转移，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乏力、内外矛盾丛生，世界力量格局由此形成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

　　从经济总量来看，过去20年间，亚太板块占全球GDP的比重从约27%上升到了37%。美国则从30.5%下降到了24.1%，东亚地区现已与整个北美地区相当，且增长速度远高于北美。很多学者预测，到本世纪2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北美地区、远超欧洲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历史性地改变全球发展格局。

　　美国认识到，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其工业不断崛起及由此带来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美国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产业“空心化”及其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撕裂日益严重，且执政精英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一旦非西方力量群体性崛起达到某个阈值，美国霸权可能彻底崩溃。这是其陷于战略焦虑的根源。

　　为了化解其战略焦虑，美国采取了两个策略：

　　一是从经济层面以“脱钩断链”“筑墙设垒”为手段撕裂全球经济格局，破坏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打断非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遏制其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提升，同时诱导、逼迫产业链供应链及资本回流美国以重振其工业能力。

　　二是通过挑起地区冲突、掀起所谓“新冷战”来干扰、迟滞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破坏其发展环境，推高其经济运行成本，迫使其将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应对安全困境而非经济发展，并迫使其产业和资本进行转移。

　　美国这种战略冒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相互配合来破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节奏，以非市场化手段重构此前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自己“再工业化”、重塑竞争力和维护霸权争取换挡时间和空间。

　　美国不惜全盘否定自己曾极力鼓吹的价值、规则来进行战略冒险维护自身霸权还有两大思想基础。

　　其一，起初，正是在净化世界、建立“上帝之城”的狂热宗教虔信之下，清教徒决意殖民北美，并逐步形成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的自我意识。后来，这种“上帝选民”“唯我独尊”意识与对外扩张、谋求霸权野心结合起来，又进一步将清教“天命”打造为内政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执政精英的思想里，美国应顺应“天命”改造“野蛮”的种族和“落后”的地区，即便血腥暴力、穷兵黩武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扩张是“天命”所在，美国应在“天命”召唤下垄断全球产业，最终获得全球统治地位。美国将不服从其全球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和全球政治军事霸权统治的国家描述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并利用所谓“天选民族”的虚妄自我道德权威对后者进行驯化、遏制、打压。

　　其二，美国历史文化的底色之一是输赢主导一切、为了获胜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过去，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美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包括武力吞并土地、移民垦殖、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实施扩张，后来，美国又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建立了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支配-依附关系，由旧殖民主义形态过渡到更具扩张性和隐蔽性的新殖民主义形态。而今，美国又以逆全球化、逆市场化、逆规则化手段进行战略冒险，就是基于“美国例外”的现实主义界定，不容许任何其他国家成为另一个美国乃至挑战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净化世界”、维护霸权，美国已突破各种道义、价值和规则的底线。比如，美国公开撕掉西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伪装冻结超过300亿美元俄罗斯人在西方的个人资产，又不顾阿富汗处于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悍然挪用私分遭美冻结的70亿美元阿富汗主权资产，通过大肆传播虚假信息对他国发动“认知战”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未来，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得越厉害，对世界的控制力越弱，就越有可能突破更多的底线。

在丹麦附近海域拍摄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点（2022 年 9 月 27 日摄）新华社 / 美联

　　逆民心之举将适得其反

　　美国的战略冒险能取得成功吗？

　　这套“新冷战”剧本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它难以撼动当今世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直接对抗联合国的强硬手段，设法动摇并摧毁现有国际体系和现行国际秩序，另起一套以其霸权地位和超额利益为核心的所谓秩序。实践证明，美国并没有这个能力。

　　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多次非法发起军事行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通过“颜色革命”在多国煽动内乱，造成一系列社会动荡倾覆、民众流离失所的悲剧，恶果延续至今。而美国的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没有取得它想要的结果，伊拉克、阿富汗相继出现政权更迭、中东地区重回保守主义……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疑美、反美思潮日益高涨，美国的霸权也在反复折腾中加速流失。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增强的只是国际社会对它的离心力。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协议，美国合则用不合则弃，视国际规则和国家信用如儿戏，屡屡上演“退群”、毁约闹剧。事实证明，美国的单边行径并未能阻止世界继续运转，只能让它更加不得人心。

　　美国的种种操作为什么没有达成其目的？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违背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

　　首先，从政治角度讲，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是上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和开放包容、共同发展、普遍安全、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原则。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多极化相比于强权政治更有利于保障更广泛的民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更有利于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

　　因此，任何企图搞意识形态对立、阵营对抗、零和博弈的争霸行为都不可能赢得人心，只会加速霸权的衰落。尤其是在亚欧主要大国均有和平发展合作意愿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冒险只会放大西方内部的裂痕，最终令美国道义尽失。

　　其次，从产业角度讲，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物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蓬勃涌现，各国产业互补合作的需求日渐提升，全球经济进一步整合连通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美国“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只会使自身的“空心化”“脱实向虚”等结构性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1971年美国战后首次出现1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其中服务贸易顺差9.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22.6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2.35倍。2021年，服务贸易顺差2300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1.09万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4.74倍，逆差进一步扩大，贸易赤字创下861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目前，美国尚能利用美元霸权通过印钞和举债来缓解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问题，但却无法根治其经济结构失衡的恶疾。

　　截至2022年11月30日，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31.37万亿美元。不少专家指出，如此大规模的负债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美国财政的长期收入，未来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各项事业上的支付能力，而美国基于经济实力的军事、科技霸权也将因此受到削弱。

　　在无法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不断透支美元信用来实现经济循环，然后通过实质上的铸币税和潮汐“收割”来给自身补血。而随着抽血需求不断放大，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更加严重，最终滑入危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