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返贫压力，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全球治理挑战加剧受到了长期、中期和短期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制度缺失与设计局限、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逻辑回归、新冠肺炎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相互叠加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从全球治理的跟跑者，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推动者

　　文 | 齐尚才 熊爱宗

　　

　　2022年以来，全球治理遭遇了严峻挑战，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呈急剧扩大的态势。全球治理危机加剧的根源既包括治理制度缺失和设计缺陷等长期因素，也包括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回归等中期因素，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突发性因素的叠加影响。

　　危机之下，发展中国家倡导强化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团结自强以及抵制破坏共识的行动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四大赤字冲击

　　一是治理赤字。当前各类全球性问题持续蔓延、恶化，国际社会的治理行动距离治理目标实现更加遥远。在全球治理需求持续增加的同时，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不少国家拒绝强化减排行动，甚至出现了为减排松绑的行为，1.5℃全球温控目标的实现面临挑战。

　　网络安全领域的全球规则依旧未能产生，数字鸿沟继续扩大，网络攻击事件频发。

　　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和争端持续发生，而能够施加约束力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继续停摆。

　　二是信任赤字。在国际社会需要强化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下，国际共识、信任等合作的基石却由于一些国家挑起国际竞争而不断受到侵蚀。

　　信任赤字提高了合作的成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以及合作发展的动力遭到削弱，军备竞赛、贸易保护等风险增加。

　　三是和平赤字。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复杂化，非传统安全威胁继续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回归，二者相互交织导致和平风险上升。

　　其一，所谓“新冷战”威胁持续。个别国家坚持奉行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将他国正常发展视为自身的安全威胁，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以及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

　　其二，大国战争风险上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呈现出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趋势，冲突出现了危险的军事集团化趋势，加大了世界安全局势失控的风险。

　　其三，恐怖主义、网络袭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这些威胁与传统安全问题缠绕在一起，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如“北溪”管道被炸等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敌对情绪。

　　四是发展赤字。全球发展问题更加突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面临重大挑战。

　　其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复苏乏力。受全球产业链紊乱、能源价格上涨、地区热点问题频发等影响，市场信心普遍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预计，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3.1%，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2%。

　　其二，复苏不均衡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

　　其三，社会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全球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返贫压力，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数据显示，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粮食安全、教育、就业、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面临更多困难。

　　挑战加剧的根源

　　2022年全球治理挑战加剧受到了长期、中期和短期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制度缺失与设计局限、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逻辑回归、新冠肺炎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相互叠加。

　　全球治理制度缺失和设计不完善，构成了全球治理危机加剧的长期根源。在网络空间等议题中，国际社会虽然进行了长期努力，但始终未能形成各方接受的系统规则。其他议题中的制度则大多产生于冷战时期，设计上的局限导致它们难以有效规制各国行为，甚至成为许多问题恶化的原因。

　　一是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公正性不足，一些国家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既加剧了南北差距，也滋生了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

　　二是在责任界定上的模糊性为一些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以及把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便利。

　　三是遵约机制缺陷导致一些国家在将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类资源作为同他国竞争的武器时，得不到及时的制止。

　　四是一些国际组织的能力、效率、透明度等不足，难以对各方进行协调并充分聚集治理资源，相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逻辑回归，构成了当前治理危机加剧的中期因素。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转变，美西方国家为了维护霸权，主动挑起与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了持续性冲击。

　　首先，霸权国采取集团化策略以确保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控制。它们并不关注全球治理关于公平、正义、可持续等的集体愿景，而是将争夺权力和遏制对手作为优先目标，人为将全球治理主体撕裂为多个阵营。

　　其次，霸权国基于自身利益对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工具化”和“武器化”应用，对不符合自身诉求的机制进行攻击和破坏。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等机构中对俄罗斯发起了“逐出行动”，试图借助多边机制通过对俄谴责、制裁决议，通过修改安理会决策规则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一些国际机制的原本职能被迫搁置，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了严重冲击。WTO上诉机构等机制则由于美西方国家的阻挠长期处于停摆状态。

　　此外，霸权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外采取的竞争行动也冲击了全球治理机制本身。它不断强化军事联盟，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通过挑起与新兴国家的各类竞争制造所谓“新冷战”，这些强权政治行径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机制可靠性的担忧。

　　全球治理危机加剧也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叠加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诉求

　　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性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强化多边治理机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汇聚国际共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塑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复苏。

　　一是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发展中国家认为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人类社会应对诸多严峻挑战的唯一正确出路，霸权治理和集团政治只会将国际社会引入更加分裂、混乱、不平等的深渊。

　　他们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G20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区域组织在应对地区挑战和谋求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他们主张各国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多边机制中平等协商与合作，在充分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关切的基础上，共同维护公平正义。

　　二是加强和改革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发展中国家倡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进行全面或必要的改革。

　　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增强治理机制的包容性、代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的问题；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效力和效率；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健全和加强多边条约和协议体系。

　　三是凝聚国际共识，和平解决争端。发展中国家倡导强化相互尊重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平等合作等全球共识，妥善解决大国竞争和地区争端。

　　发展中国家呼吁大国摒弃冷战思维，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威胁；敦促争端各方和平解决争端，避免问题升级和外溢，支持俄罗斯同乌克兰谈判，鼓励阿富汗当局通过对话和谈判实现民族和解，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倡导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增强国际共识与敦促各方行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各全球性与地区性组织积极为各方提供协商平台，监督和呼吁各方遵守达成的相关协议，如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等。

　　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意志更加坚定。

　　发展中国家倡导深化南南合作，改善自身处境并推动全球治理摆脱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合作推进科技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同应对保护主义行为引发的减贫、粮食、能源等挑战，等等。

　　例如，中国发起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强调要维护供应链的开放、高效、稳定、透明、可靠和韧性，同时针对当前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的堵点，对症下药，提出了深化疫苗合作、加强投资合作、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强化技术标准和规制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合作等12条具体合作举措；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提出发挥贸易投资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各成员深化绿色可持续领域经贸务实合作，助力实现可持续、平衡、包容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平衡霸权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工具化使用，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通过团结一致行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包括敦促发达国家履行义务，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具有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以及抵制霸权国的霸凌、分裂国际社会的行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从全球治理的跟跑者，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推动者。□（齐尚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讲师；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