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6 月 6 日，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OPO 团队为捐献者举行默哀仪式    受访者供图

➤在病房门口，一位6岁脑肿瘤患儿的母亲问患儿：“有很多小朋友需要眼睛，如果你以后变成小星星了，你愿不愿意把眼睛给他们？”

➤“只有陪伴着家属，与他们共同经历困难、共同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他们才愿意把亲人身体的一部分托付给我们。”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吴剑锋 郭圻 实习生 叶国全

　　“你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病人的生命吗？”

　　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第4年，这句话慢慢成了郑冰莹的口头禅。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联合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她，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生者寻找希望，为逝者延续生命价值”。

　　今年6月11日是我国第六个器官捐献日。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6日，我国历年累计器官捐献人数达40200人，器官个数121024个。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万献出“生命礼物”的逝者，以及那些四处奔波的“生命摆渡人”——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

　　ICU，是郑冰莹最常出现的地方。

　　这里有冰冷的数字和仪器、惴惴不安的家属，以及随时可能离开的病人。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就是从病人中寻找可能的供体，为患者带去移植希望。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器官移植，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要的使命。通常他们需要协助完成意愿征询、脑死亡判定、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等一系列工作。

　　“协调员常常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等待的病人，许多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的机会；二是捐献者家庭，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尚在悲痛中的家属提出捐献，难以开口。”郑冰莹坦言。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岁的脑肿瘤患者——医生说，孩子只剩一年半的时间，妈妈不想放弃，带着女儿四处求医，但是看着病友群中的小朋友一个个离开，妈妈最终还是找到协调员，希望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归宿”。

　　“有很多小朋友需要眼睛，如果你以后变成小星星了，你愿不愿意把眼睛给他们？”在病房门口，母女俩的对话至今让郑冰莹动容。

　　郑冰莹说，最终，逝者留下肝、肾、眼角膜，为5个孩子带去了希望，但妈妈却难以走出悲痛，时常向她打听“接受捐赠的小朋友恢复得怎么样了”。

　　器官捐献协调员时常守在ICU病房门口，寄托着一群人生的希望，同时也要承受另一群人逝去的悲痛。

　　据了解，器官捐献协调员经历的案例中，多数是因为意外被送至ICU的病人，其中约三成来自交通事故。这些病人有的刚刚步入社会，风华正茂；有的在城里务工，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面对突然倒下的亲人，很多家属难以接受。这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往往会静静陪伴在他们身边，有的男性协调员会主动递上一根烟。

　　“说得最多的话，应该就是‘嗯嗯嗯’。”郑冰莹说，认真倾听、陪伴安慰，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课。

　　待家属稍稍平复，郑冰莹会试探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如果家属表现得异常决绝，毫无回旋余地，通常意味着任务失败。“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可能传递生命价值延续的意义。”

　　郑冰莹知道，即使费尽心力，成功率通常也只有三成。“我们仍然会费尽心力，再小的光都可能带来无穷希望。”

　　“一个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方”

　　2018年以前，郑冰莹是一名心外科护士。

　　那时她对OPO的想象，是“一个没有夜班的地方”。然而入行才发现，这是“一个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方”。

　　在郑冰莹看来，24小时待机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常态——平日里，要关注全省各地医院动向，一旦有潜在捐献者，便马不停蹄出发；捐献前夕，患者病情起伏不定，深夜赶到病房是常有的事；对于捐献者家属，也还有太多“医院之外的事”等着他们。

　　郑冰莹曾接触过一位河南籍病人的妻子。当时这位妻子刚从老家赶来，眼睛哭得红肿，面对因车祸离去的爱人和复杂的保险赔偿，女人六神无主。“我们协调员就带着家属各处奔波，找到保险公司、法医、交警等，为这个孱弱的家庭争取到合理赔偿。”

　　郑冰莹说，器官捐献者中不乏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面对亲人离去的噩耗，有人会将初次谋面的协调员当成救命稻草。这时，协调员就要陪伴家属送好亲人最后一程。“帮助需要移植的人，更要帮助献爱心的人，这是我们的初衷。”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OPO主任司晶在这一行工作了十年。

　　司晶曾遇到因丈夫意外身亡，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出来的女人。司晶记得，那几天，大家带着母子三人，到交通大队处理事故，到殡仪馆料理后事，最后每人掏了1000元房租，凑够半年房费，将这家人安顿下来。

　　“在逝者家属最无助时，我们唯有尽可能帮助他们处理各种善后事情，减少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也是对这些付出大爱的人的一种回报。”司晶说。

　　器官维护、后事料理、工伤认定、法律纠纷……每一个不幸的家庭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在医学之外，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沟通技巧和法律、心理学等知识。

　　在孟超肝胆医院OPO成员万磊看来，“只有陪伴着家属，与他们共同经历困难、共同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他们才愿意把亲人身体的一部分托付给我们。”

　　器官捐献向阳而行

　　让郑冰莹深感欣慰的是社会认知的变化——人们愈发清晰认识到，生命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接手近千例器官捐献的司晶有一个感受：以前是穷苦人家捐献的多，现在随着社会进步、宣传普及，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也加入进来，社会整体觉悟在慢慢提高。

　　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敖志雄介绍，福建省器官捐献人数持续增加。2019年以前，福建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始终徘徊在数十例，2020年达到104例，2021年增长至164例。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1月1日，全国逝世后器官捐献者累计2908人，志愿报名登记人数34049名。截至今年6月8日，我国已实现捐献人数超4万人，志愿登记人数477万人。

　　这也使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位。

　　器官捐献事业向阳而行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

　　在福建，当地红十字会设立永生天使基金，为捐献器官的困难家庭提供补助，让“抱薪者”不寒于风雪；在安徽，当地设立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每年冬至把捐献人的名字刻碑纪念……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生死，但呼吸、心跳停止，并不意味生命历程的终结。只有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所有痕迹消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OPO副主任王金山常用《寻梦环游记》探讨器官捐献的意义，“它将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长久的延续。”

　　谈到生命延续，郑冰莹常想起一位40多岁的父亲，他在独生子去世后选择捐献器官，一年后，在孩子去世的同一天，这个家庭迎来新的宝宝，仿佛“冥冥之中，命运不会亏待善意之人”。

　　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看来，生命难能可贵，生命又如履薄冰，唯有爱心，能照亮死亡的永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