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托育服务的“普惠性”与“可及性”刻不容缓

　　➤普惠托育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进，需要在供给侧发力，在财税上进行支持，还要转变需求端在托育市场长期存在的“心理惯性”

　　➤从“托育意愿”到真正的“送托行为”是对政策目标达成效果的衡量标尺

　　文 | 王敏 韩健平

　　4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做好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国家将通过示范城市建设带动普惠托育服务政策落地。

　　当前，托育服务迎来快速发展期，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笔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托位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出现“总量不足，相对过剩”的局面。

　　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监管体系不完善、服务标准不规范、市场化机构收费过高等因素，是形成托育困境的症结所在。比如，一些地区出现托位剩余情况，原因是家长担忧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市场化机构收费过高等，因此“旺盛的托育意愿”与“犹豫的送托行为”之间形成对比。

　　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托育服务的“普惠性”与“可及性”。

　　政府可考虑建立普惠托育服务成本核算制度，撬动和扶持民办托育机构增加供给，引导市场在坚持公益性基础上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实现收费标准平价。值得注意的是，“普惠性”不能简单理解为价格低廉，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在激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托位供给的同时，政府要积极承担市场监管责任，谨防效率损失。

　　辖区婴幼儿家庭快捷到达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是对“可及性”的要求，但需要兼顾“空间可及”和“供需匹配”，这就需要结合不同辖区婴幼儿家庭数量、需求结构等因素，对机构布局进行合理测算，防止布局“过密”带来的托位供大于求，或布局“稀疏”导致的距离不可及问题。

　　普惠托育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进，需要在供给侧发力，在财税上进行支持，还要转变需求端在托育市场长期存在的“心理惯性”。

　　从“托育意愿”到真正的“送托行为”是对政策目标达成效果的衡量标尺。对于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既要从构建“托育友好社会”的外部环境出发，也要积极开展家庭“心理建设”。

　　当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托育方案，基于中央关于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的政策精神，各个地方支持普惠托育的政策优惠包主要包括用地和住房支持政策、财政补贴方案、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培训支持体系等。围绕财政补贴，各地区在开展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方案和政策优惠包。

　　2019年以来，中央预算按每个新增普惠托位给予1万元的补贴，“投资换机制”的做法有效撬动了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进一步平衡普惠的“可负担性”与托育机构的生存“利润点”，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财务保障机制。这个机制既要实现需求端的价格可负担，也要激发供给端的活力，同时还要防范化解相关市场风险，避免机构以服务质量下降来平衡财务的持续性。

　　发展“托育友好社会”，托育机构硬件设施供给较容易达到高水平，保育人员等“软件人才”的供给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任务，亟待完善婴幼儿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落实和强化职业准入和规范。

　　此外，加大托育文化宣传，对家庭进行“心理建设”也非常重要。

　　任何政策推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发展普惠托育需要保持理性、科学的态度。通过供给侧的持续推进、需求端的文化引导，慢慢推动“托育友好社会”迈向“生育友好社会”。□

　　（王敏：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韩健平：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