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6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最显著的核心部分，就是具备较复杂的古礼系统和较为明确的礼仪活动，是中华文明进入古国时代重要的标志和重要源头之一

➤专家认为，下一步，或许会在牛河梁遗址找到相应的大型聚落或城址。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牛河梁遗址的文化内涵、社会状况等问题，也有助于红山文化的申遗工作和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洪南

　　

　　台基的建筑技术与《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相似，可能为同类建筑工艺标准的雏形；台基上发现的地上建筑基础，与祼礼、燎祭等祭祀行为相关的遗迹均可在《周礼》中找到相关记载，很有可能是这些后世礼仪制度的源头……不久前，牛河梁遗址2021年度考古发掘新发现发布，进一步认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实证。

　　掘下第一铲的100年后，这里依然不断迸出文明的悸动。

　　1921年6月，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前，瑞典人安特生等人发掘了位于辽西地区的沙锅屯遗址，这是红山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首次田野发掘。

　　先后主持多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距今约6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最显著的核心部分，就是具备较复杂的古礼系统和较为明确的礼仪活动，是中华文明进入古国时代重要的标志和重要源头之一。以红山文化为重要代表的诸多文化类型已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充分显示出早期旱作农业兴起、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神权向王权社会初步转变、大型祭祀活动多样、原始古礼兴盛和“惟玉为葬”等现象。红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基础。

牛河梁遗址鸟瞰     图旭刚摄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

　　现场静得只听得到小铲刮土的沙沙声。

　　1983年秋天，辽西努鲁儿虎山脉绵绵群山间，众人围在一件正“露出原形”的泥塑旁，不愿离去。那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试掘现场。

　　一点一点，表土被去除掉，泥塑的额头露出来了，继而是眼睛、嘴巴……终于，一个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的女性头像仰面朝天“躺”在了众人眼前。

　　“红山女神！”有人喊了出来。

　　随后，清理一片红烧土堆积时，一处庙址遗迹得以揭露，女神头像就出土于房址的西室内。根据已出土的多件女性特征的泥塑残块，考古人员将这个位于牛河梁主山梁中心部位的地方命名为“女神庙”。专家推测，这极有可能是供奉当时的祭祀对象——女神的庙宇。

　　时隔多年，郭大顺依旧难忘那“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他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一书中，一改考古学家的严谨，用一种近乎浪漫的语气写道：“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

　　某种程度上，这位“女神”等待了5000多年。

　　从1921年的第一铲，到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尹达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内蒙古赤峰市及辽宁朝阳市牛河梁等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到1981年红山文化代表性遗址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一个5000多年前辽西地区文明古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郭大顺说，在辽宁西部朝阳、建平及凌源等地区发现发掘的大量红山文化遗址中，庙、冢、坛合一迹象十分突出，祖先祭祀、天象祭祀、山川祭祀和神巫祭祀均有非常成熟的文明形态表达，具有非常充分的进入文明初始阶段实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告诉本刊记者，可以看出，当时的辽河流域出现了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权贵阶层，他们死后被埋在宗教圣地，并随葬精美玉器，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出现了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社会分化已经相当充分，已经到达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这已大致取得共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郭大顺说。

　　“直根系”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时提出的概念。即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那尊红山女神，在苏秉琦看来，“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追寻祭祀礼仪源头

　　“坛庙冢”，“玉龙凤”。

　　这是考古学家为红山文化概括的六个字，也成为红山文化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力证。

　　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在发祥于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苏秉琦就明确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观点，指出“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辽西地区）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从查海-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其间考古文化特征虽不完全衔接，但总体演变脉络是清楚的，并不存在断裂。红山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如龙鳞纹彩陶和玉雕龙等造型有在中原等地区的长期延续。”郭大顺说。

　　红山文化和中华古文化同样具有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郭大顺指出，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最早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安阳殷墟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顺理成章。史前文化中，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可以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

　　另一个例证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的规范化和崇拜礼仪的制度化。

　　东山嘴遗址是具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性遗址。按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五部分，构成了一组坐北朝南，东西轴对称的建筑格局。

　　“这个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选址在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以中轴线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完全不同于诸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的布局相近。”郭大顺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坛庙冢的组合及其与后世帝都天坛、太庙与帝陵组合的相似性，使人将其与中国延续存在的文明传统联系起来。”

　　郭大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断整合升华远古以来各民族祭祀礼仪制度，逐渐形成多民族社会中共有的“礼制”融合，从而渐进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模式。

　　“玉”见文明

　　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这件1971年出土的红山碧玉龙，已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之一。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学界有言，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

　　在红山碧玉龙出土的前后，红山文化遗址还有大量的玉器出土，玉器群中有龙、鱼、龟、蝉的形象，有取自然现象融入艺术构思的璧、环、勾云纹佩饰等，意象兼备，精致脱俗。

　　王巍说，在牛河梁遗址规模宏大的积石冢群中，随葬有精美绝伦的玉器，它们不但随墓葬的规格变化组合，且集中体现了“惟玉为葬”的特点，强烈凸显出红山先民已把玉作为具有祭祀礼仪功能的专用器物。

　　“从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当时玉石的加工制作技术已相当先进。”辽宁省朝阳市文化研究学者雷广臻告诉本刊记者，5000年前的工艺流程包括了切割、研磨、雕刻、钻孔、拋光等。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作为史前玉文化中心之一，其玉器既有强烈的区域特征，又对当时和后世有深远影响。”郭大顺说。

　　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已经定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一脉相承，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和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相似。尤其是龙凤合体的题材，设计之精妙、神态之成熟，作为后世玉器基本造型的龙凤玉佩的祖型，是红山文化的显著标识。

　　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和崇拜礼仪的制度化（礼为其集中体现），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一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已有礼制，现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

　　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2年《牛河梁红山文化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后，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新阶段。2012年12月，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遗址群、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共同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近年来，辽西地区又发现田家沟墓地、半拉山墓地等多个红山文化的大型墓地；内蒙古南部地区也发现了西台遗址、魏家窝铺遗址等大型红山文化聚落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的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仅在建平、喀左、凌源三个地区就发现了416处遗址。其中居住遗址340处，墓地76处，凸显了红山文化时期大凌河流域红山先民生活盛况。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为了解红山文化的社会及文明特征提供了新材料，也为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文明发展多样性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王巍说。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起源还需多个“支点”加以支撑。

　　2021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被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相关的田野考古和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正式开展。“十四五”期间，辽宁将依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团队，成立“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为红山文化遗址申遗奠定良好学术基础。

　　专家认为，下一步，或许会在牛河梁遗址找到相应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在牛河梁遗址找到5000多年前相配套的建筑，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牛河梁遗址的文化内涵、社会状况等问题，也有助于红山文化的申遗工作和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全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应当用世界性的眼光，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这是继续深入理解红山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一把钥匙。”郭大顺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对于红山文化而言，还有许多不熟悉的内容需要我们去揭示，有关红山文化的源流、内涵、社会状况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红山文化研究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北方模式”。未来，红山文化会给世人带来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