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税能否改善美国贫富差距

2021-11-15 16:36:22 来源: 瞭望 2021年第46期

 

美国纽约炮台公园内为悼念枪支暴力遇难者摆放的白色瓶花(2021年10月8日摄)

从美国历次加税来看,加税大部分时候能缩小贫富差距,但改善时间是短暂的

1970年后,松绑的工资控制政策、全球化、大型科技公司垄断和资产价格涨幅削弱了税改的作用,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

资本利得税税率的提高只是延缓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富人不会因此而永久降低资产的配置,贫富分化也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文 | 向静姝 宋雪涛

  9月15日,拜登2.1万亿美元新税收方案获得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其中,针对长期以来税法中存在的对资本回报征税低于对劳动力征税的问题,拜登新税收方案主张提高富人的资本利得和所得税税率。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税收政策在调节财富分配上的作用呈下降态势,历次加税大部分时候能缩小贫富差距,但改善也仅仅是短暂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大幅提高富人税率

  拜登在今年4月29日宣布了新一轮的1.8万亿美元的财政提案“美国家庭计划”,加上3月提出的2.35万亿美元的就业与基建计划,财政刺激规模超4万亿美元。

  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加税是上述计划落地的必要前提。

  美国财政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下,跨国企业和富裕阶层多重避税,使得政府税收获取能力大为降低。跨国企业及高管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大量利益的同时,通过各国子公司间复杂的关联交易使得在母国的应税收入减少,将利润尽可能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从而实现合理避税。2018年,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为23%,比美国底层50%家庭的24.2%还低了1个百分点。

  拜登加税计划有三个重要部分,分别为企业所得税、全球最低企业税和资本利得税。

  针对企业利用资本开支(折旧)抵税、无形资产抵税、利润转移至海外的避税策略,拜登主张使用新的更严厉的反税基侵蚀政策,设置更严格的规范和罚款措施以监管企业税收倒置的行为,相关的企业税改革具体涉及五个方面:

  一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提高到26.5%。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公司,将按18%的税率征税;4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企业税率为21%;最高企业税率将适用于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

  二是实行更严格的跨国公司全球最低税率,鼓励全球范围内接受更高的最低税率,降低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别国的动力。

  三是对账面利润超过20亿美元的公司征收15%的最低税。根据《华尔街日报》估算,全美只有180家公司符合这一门槛要求,最终预计只有45家公司需要缴纳这15%的企业税。

  四是取消无形资产超额利润的激励措施,并对新的研发(投入)给予更慷慨的激励;将美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率从10.5%提高一倍至21%。

  五是以针对清洁能源生产的激励措施取代化石燃料补贴,此外企业用于科技研发和低收入可负担住房等领域的投资可以获得税收减免。

  提高美国企业税率将削弱美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美国将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相对较高的企业税率使得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国外,因此美国同时推动国际税收改革。

  美国财长耶伦在4月7日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推动各国采纳美国的建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21%,而目前OECD第二支柱改革方案设计的是12.5%。

  根据美国政府测算,每年在美跨国公司的各种避税手段会使其损失5000亿~6000亿美元的公司税,2017年美国《财富》500强公司在避税天堂藏匿了2.6万亿美元的离岸资产。税收计划将为美国带回约2万亿美元的公司利润,其中海外利润税率的提高以及全球最低税率的设定可能对科技巨头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作为最低税率设定的交换,欧洲国家明确要求必须同时对科技巨头的跨国收入征收数字税,这也将定向打击美国科技企业的海外利润。

  针对长期以来税法中存在的对资本回报征税低于对劳动力征税的问题,拜登主张提高富人的资本利得和所得税税率,具体而言:

  一是将应税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现行法律规定的37%上调至39.6%;对调整后总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3%的附加税。

  二是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从20%提高到25%;加上对高收入者额外征收的3.8%医疗保险附加税,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可达28.8%。

  三是加强税收执法,要求金融机构报告有关账户流水的信息;增加对国家税务局的投资,确保将更多资源用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审计。

  历次加税效果如何

  美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在调节美国财富分配上的作用呈下降态势。尤其是在1970年后,松绑的工资控制政策、全球化、大型科技公司垄断和资产价格涨幅削弱了税改的作用,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

  个人所得税仅仅对劳务收入征税,劳动力收入基尼系数也缺乏对资产价格变动的考量。美国贫富分化的根源,不是当下的收入差距,更多是长期的资产差距。由于富人和穷人已经形成难以逾越且日益扩大的资产鸿沟,如果仅仅依靠收入税,美国贫富分化还将继续加大。哪怕是限制了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由于总量效应,美国贫富分化还是会日益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多轮经济纾困方案,从实际效果看,大部分通过房地产、股票增值流向了富人阶层,仅美国亿万富豪2020年的财富就增长34%,增加了上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拜登主张的资本利得税上调被寄予改善居民贫富差距的希望。

  自1954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四次资本利得税大幅上调。在1969、1976和2013年的三次税改中,有效资本利得税的提高均在短期降低了美国居民收入前0.01%的群体的总财富占比(其中1969年税改降幅不大)。1986年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上调作用小于富人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故而贫富差距有所拉大。

  拉长来看,1980年后前0.01%群体的总财富占比跟随美国股市市值不断膨胀,资本利得税税率的提高只是延缓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富人不会因此而永久降低资产的配置,贫富分化也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作者单位:天风证券研究所)